保罗·克鲁格曼
近些年，我们学到的一个痛苦教训是，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政治性，远比我们以前料想的强。你可能会说这不废话吗。但在金融危机前，许多经济学家—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在下——都相信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相当广泛的专业共识。
在货币政策上尤其如此。乔治·W·布什(George W. Bush)政府曾宣布，从2001年的经济衰退，以及随后的复苏中学到的一个教训是，“激进的货币政策能缩短衰退的时间，降低衰退的强度。”那时离现在并不久远。当然，我们的两党曾达成共识，赞成用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应对2007年到2009年的那场严重得多的衰退。是这样的吗？
不是。我写过很多有关“货币施虐癖”现象的文章，这种现象是指，不管情况如何，不断要求美联储(Federal Reserve)和其他央行停止提振就业的尝试，并提升利率。我说过，这种现象的持久存在与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，而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和阶级利益有莫大关系。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。
但现在，我认为阶级利益还会通过一个更天然、更直接的渠道发挥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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